2016年，鲍勃·迪伦成为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有些人以为，这是一次向过去的致敬与怀念，纪念鲍勃·迪伦所在的那个逝去的美好年代。但鲍勃·迪伦对世界说：我的音乐巡演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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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近耄耋的鲍勃·迪伦时隔八年发行了新专辑《粗暴吵闹的方式》（Rough and Rowdy Ways），这也是他获颁诺奖后的首张专辑。其中包含了一首长达17分钟的新歌《最肮脏的谋杀》（Murder Most Foul），一时间就登上了热门歌曲排行榜。不少评论认为，鲍勃·迪伦创作这首“史诗级的散文诗”意在安抚新冠疫情袭击下的世界各国人民。
2022年末，鲍勃·迪伦又出版了获诺奖后的第一本新书《现代歌曲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这不是让人期待已久的自传的第二卷，而是他的一份私人歌单。其中收录了鲍勃·迪伦在过去12年间撰写的66篇音乐评论，内容涉及流行音乐史上数十位词曲作者的经典之作。
迪伦曾在一次歌迷会上坦言，“我写的歌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一切都得益于音乐传统的滋养。”读者有望从这本书中一窥鲍勃·迪伦歌曲的灵感源头。
《现代歌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英文版书封。
近日，该书的中文版《答案在风中飘：现代歌曲的哲学》在国内正式发行。下文经出版社独家授权，刊发中文版的译者后记，原文题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鲍勃·迪伦”。正如本文作者所说，“在重新登上巅峰，获得能够想象的一切荣誉之后，耄耋之年的迪伦的旅行还没有结束，人们仍然有理由对他怀有期待，整个世界依然满心敬畏，见证这位年迈的歌手如何与时间作战。”
《答案在风中飘：现代歌曲的哲学》，鲍勃·迪伦著，董楠 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6月。
走进鲍勃·迪伦的书房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因为某种奇妙的原因——暂时就说是因为中了什么幸运大奖吧——可以到你的偶像，鲍勃·迪伦的家中拜访。
他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你。你感觉和上一次你看他演出的时候相比，那张布满褶皱的熟悉面容又苍老了一些，只是那双著名的湛蓝眼睛年轻狡黠依旧。你听到他嘟囔了一句什么，似乎是“你和其他来做客的人差不多，也许比其他人好一点”之类，你拘谨地笑了笑，跟随他走进他巨大的书房。
不出所料，你看到无数黑胶唱片，堆满了一个个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唱片架——你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里可能还有其他机会见到这么多唱片，但是这样的机会绝对不会很多。当然，还有CD、磁带、开盘带磁带；适当的播放器材；木吉他、钢琴、口琴，以及房间主人碰巧想要使用或是想要把玩的其他乐器。书桌上随便放着几本书，你匆匆扫了一眼，有音乐史和美国历史，还有一本“猫王”传记。
鲍勃·迪伦。纪录片《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剧照。
房间的主人示意你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自己则从架子上随手抽出一张唱片放进唱机里。你本以为会是他两年前新出的那张专辑，却不料听到一个明显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轻快的吉他，甜美醇厚的男声，唱着，“我想回家，我想回家”——一首……你不太熟悉的……乡村歌曲。这时你听见他问你：“怎么样？”你略带迟疑地说：“好……好听……”他没有回头看你狼狈的表情，只是手里不停翻捡唱片，不时挑出一张放在旁边以备播放，嘴里自顾自地说：“鲍比·贝尔。《底特律城》。底特律是‘摩城’和‘财富’的故乡，还有汉克·巴拉德、米奇·赖德、杰基·威尔逊、杰克·怀特、伊基·波普、‘MC5’……在一首歌里说上一段旁白，让你觉得歌手突然揭示了真相，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松了一口气，感觉自己似乎暂时通过了考验。
就这样，整个下午，你的主人一张又一张地为你播放唱片，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你听过并且喜欢的，然而更大的一部分是你相当陌生的——山地摇滚、乡村布鲁斯、嘟—喔普、蓝草、布基-伍基、乡村乐、灵歌、标准曲……总的说来，他的口味相当“美国”。他一边放一边为你讲解，“音乐史学家们会说把这一切融合起来就叫做摇滚乐，我猜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音乐类型。”他语速快得不可思议，完全没有你插话的余地，他不经意间流露的热情和不动声色的幽默感让你深深着迷，你觉得好像是在天堂里。
你发现他脑海里藏着一个海量曲库，他不假思索就能从架上抽出他想要的唱片，然后随口说出一大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还有关于它的歌者、词曲作者乃至制作人的各种轶事八卦——他们有的是和他同一时代的同行和老友，有的是他尊敬的前辈或喜爱的后辈，这样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眼中捕捉到一丝隐约的温情与怀念——然而他很快转移了话题，旁征博引，用五花八门的信息瞬间把你淹没。比如放到一首关于金钱的歌，他脱口而出：“要是每说出一首关于金钱的歌就能得到五分钱，那我可就发财了。从莎拉·沃恩歌咏的《天堂便士》到巴迪·盖伊对着《百元大钞》喊出的布鲁斯。如果你喜欢‘绿背美钞’，雷·查尔斯有一首歌就叫这个名字；‘新迷失城市漫步者’也有一首歌叫《绿背美元》。贝里·戈迪在《金钱》的基础上建立了摩城唱片；卢万兄弟希望对方《马上就付钱》；‘吹牛老爹’知道，《都是本杰明的问题》。查理·里奇唱的是《不义之财》，埃迪·马尼唱的是《百万美元女孩》，还有约翰尼·卡什，他唱点儿什么都行。”你只有在一边目瞪口呆听着的份儿。
鲍勃·迪伦的传记电影《迷途之家》剧照。
这其中还穿插着他对音乐的见解：怎样写歌、怎样写歌词、怎样去理解一首歌、怎样才能算得上一首好歌……甚至包括押韵、断句方式这样一些极为细节的问题，谈到兴头上，他会拿起吉他，给你亲自演示几个“奇怪的增和弦与半和弦”。毫无疑问，你知道这一切全部来自这位创作大师六十多年的宝贵经验，而他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这些毕生心血凝结成的小小珍宝当成砖石瓦砾那样随手向你抛掷过来……有些东西你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你试着尽量把它们全部都记在脑子里。
渐渐地，他开始谈起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原住民问题、老龄人口、代际差异、战争、毒品，甚至“恢复美国伟大荣光”……你能感觉到，对于这个处于极度分歧和撕扯中的国家，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与关切，但又尽量克制着自己，希望成为弥合分裂与团结心灵的力量。后来他好像终于有些按捺不住，一些尖酸刻薄、愤世嫉俗的话脱口而出，你并不完全赞同，但你礼貌地点头，做出理解与倾听的姿态。越是往后，他的话越像是自言自语，像是无韵的诗歌与歌词，或是没头没尾的小说片段，有时你能分辨出那是对歌曲意境的描述，有时你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感觉纯粹是他内心诡异黑暗的幻想。
时间流逝，整个下午就这样渐渐过去，你也彻底放松下来，就这样跟着他听了一首又一首歌。终于，当暮色降临之时，你的主人没有起身播放下一首歌曲，只是一手支着头，靠在桌边，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仿佛沉浸在上一首歌的余韵之中。你不知道他究竟是陷入了沉思还是进入了梦乡，抑或只是暗示你该告辞了。你识趣地退出去，轻轻掩上房门，胸中充满激荡的情绪，却又无从说起，你知道这些与鲍勃·迪伦一起聆听的音乐将永远留在你的记忆里，正如刚刚他放最后一首歌时说过的话：
“音乐属于时代，但也是永恒的；它可以用来制造记忆，它就是记忆本身。”
他和他的老美国
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1941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后来在这个州北部一个名叫希宾的小镇上成长。1960年，他来到纽约，在格林尼治村的酒吧演唱。那个时候，流行音乐中最令人兴奋的是民谣音乐，它的复兴为上世纪60年代初奠定了节奏。在未来几年里，这个落魄的卷发男孩会把民谣界搞得天翻地覆，继而把摇滚界搞得天翻地覆，而在当时，他只是一个慕名前来拜见民谣歌王伍迪·格瑟里的男孩而已。
《迷途之家》剧照。
1962年，迪伦发行了首张专辑《鲍勃·迪伦》，虽然主要是翻唱民谣和布鲁斯名曲，但令他一举成名。1963年到1964年，他推出原创专辑《自由自在的鲍勃·迪伦》和《时代正在改变》，其中《答案在风中飘》《暴雨将至》《时代正在改变》等名曲以诗意的语言、纷呈的意向把握住了时代的迷惘与愤怒。自此，迪伦成为自己时代的声音乃至同代人的良心，也成为民谣复兴运动中的先知。
然而，民谣和“抗议歌曲”很快就难以容纳迪伦的表达欲望与旺盛的天赋和创造力，从1965年3月到1966年5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迪伦推出了《全数带回家》《重访61号公路》《金发叠金发》三张专辑，除了《全数带回家》的后半张专辑，其他全部是由电声乐队伴奏的摇滚歌曲，迪伦也因此被视为民谣摇滚的开创者。这些歌曲堪称现代主义的大爆发，被视为20世纪中期的艺术里程碑。而迪伦1965年秋至1966年春的巡演几乎每夜都在狂热、戏剧化与接近斗争和冲突的状态中结束，它们更是将迪伦推上了荣誉与争议的巅峰。
1966年6月，在短暂的巡演间隙，迪伦骑摩托车时在自己位于伍德斯托克附近的住宅不远处出了车祸。然而这对当时深陷狂热旋涡的他来说反而成了一种幸运，令他从将人掏空的巡演中抽身，得以戒毒并摆脱贪婪的经纪人，为自己赢得了一段重获新生的时间。1967年12月，他推出了神秘、庄严、充满天启和征兆的《约翰·韦斯利·哈丁》；1969年4月，年仅28岁的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九张录音室杰作，甜美柔和的乡村乐专辑《纳什维尔天际线》。二者都备受好评，拥有令人难忘的名曲，被视为他的开辟新路之作。
鲍勃·迪伦和美国民谣歌手琼·贝兹，来自《迷途之家》剧照。
然而，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整整20年的时间里，迪伦进入了一个漫长纠结的时期。曾经轻而易举的创作如今对他来说无比艰难，时代的脉搏完全不在他的把握之下。他虽然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产出，虽然偶有杰作以及散见于各张专辑的明珠，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无法与60年代相提并论，大部分都相当平庸。1970年，一张驳杂混乱的精选集《自画像》发行几个月后，他再度推出专辑《新清晨》，歌颂简单的家庭生活。除了一张电影原声辑和一张低劣的精选集外，他到1974年才推出三年来的第一张正式专辑《行星波》，其中开始暗示家庭的不和。1975年，同妻子分道扬镳给他带来了这段时期的杰作，专辑《音轨上的血痕》；1978年1月水平尚可的《欲望》之后，紧接着又是同年6月大跌水准的《街道合法》。
1979年到1981年，成为基要派基督徒的迪伦接连推出了《慢车开来》《得救》《爱的针剂》，被称为“信仰三部曲”。这一时期他与传奇制作人杰里·韦克斯勒合作，将大量福音音乐和灵魂乐元素纳入自己的创作，其成果却备受诟病。1983年的《异教徒》仿佛向世俗回归，但仍显得平庸沮丧。随后的三张专辑更是枯燥乏味，乏善可陈。1989年的《哦，仁慈》是与制作人丹尼尔·拉诺伊斯合作的成果，让人看到一线希望，1990年的《红色天空下》再度显得粗制滥造，不知所云。
那段时间，灵感遗弃了他，但他还要苦苦挣扎；时代已经不再属于他，他仿佛已被文化遗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过气的人……镜面已经翻过来了，我可以看见自己的未来——一个老演员在自己过去辉煌过的剧院外面翻捡着垃圾桶。”而约翰·列侬的歌词更加简单直白：“我不相信齐默曼……梦已经做完了。”
仿佛厌倦了十字路口的久久徘徊，迪伦终于做了一件许多旅人都会做的事情：他原路返回。
1992年11月，美国总统竞选日当天，销声匿迹两年的迪伦低调地推出了一张小小的专辑《像我对你一样好》，内容完全是翻唱一些美国乡村布鲁斯和歌谣，其中大部分是迪伦在1960年代初走进录音室之前便已经在咖啡馆和朋友们家中唱过的歌，制作极为粗糙简单。它在商业上并不成功，也未受到重视。
《像我对你一样好》很快离开了公众的视线，迪伦那个时候的声望也可谓一再跌落。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推出了第二张未经过多制作，只由吉他和口琴伴奏的传统布鲁斯与民谣合集《世界变得糟糕》。在《像我对你一样好》中，迪伦已经作为歌手活了过来；现在，作为一个歌手，在《世界变得糟糕》之中，他又作为哲学家活了过来。
鲍勃·迪伦在阅读一份关于鲍勃·迪伦的报道。
此后，鲍勃·迪伦再也没有令人失望。
1997年的《被遗忘的时光》是迪伦七年来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它神秘、庄严而又黑暗、破碎，如同围绕篝火，与那些美国古老音乐的幽灵共度的盛大夜晚。它不是对旧日辉煌的怀旧，也不再有迷茫和彷徨，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传统，但又充满抱负与雄心。那个无所不能的迪伦仿佛又回来了！
其后，迪伦2001年的《“爱与偷”》和2006年的《摩登时代》无不保持了极高的水准和令人惊喜的活力，是典型的“美国音乐”，而又充满了迪伦的个性与思省。就好像晚年的迪伦终于发觉如何才能有意识地创作出自己早年在无意中就能创作出的作品。用迪伦自己的话说“《被遗忘的时光》是我努力摆脱困境的回归之作，但《“爱与偷”》已经从困境中走出了，在《摩登时代》里，我哪儿都没在，你在哪儿都找不到我。”
2009年，迪伦发行了专辑《共度人生》，年底又发行了一张圣诞专辑——这种事一度让人难以想象——而2012年的专辑《暴风雨》堪称迪伦创作生涯暮年的又一高点。2015年，他发行了《夜晚的阴影》，收录了1923年至1963年间创作的10首歌曲，它们全都曾由著名流行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录制过，这是迪伦向儿时曾经启发他的音乐灵感致敬，试图将这些长盛不衰的美国流行乐标准曲重新带给人们的耳朵。
如今，鲍勃·迪伦的职业生涯已经进入第七个十年，却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到2019年春天，他已经举办了大约3000场演出，被称为“永不结束的巡演”，演出场地从小俱乐部到体育场馆。除了录音室专辑，他不断推出的《私录系列》（Bootleg Series）收集现场录音、专辑弃用歌曲等，也深受喜爱和追捧。
2020年春天，迪伦悄无声息地发布了三首新歌。《最肮脏的谋杀》（Murder Most Foul）迅速登上排行榜第一名，讲述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紧随其后的是《我包罗万象》（I Contain Multitudes），然后是5月8日发行的《假先知》（False Prophet）。6月，他发行了自己的第39张录音室专辑《粗暴吵闹的方式》（Rough and Rowdy Ways）。
除了音乐，迪伦还为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了其他途径。他于2004年出版的自传《编年史——第一卷》备受好评。2007年，他在德国开姆尼茨的艺术收藏馆举办的《描绘空白》（Drawn Blank）画展中，以视觉艺术家的身份正式登场。接下来还有几个主题展览：2013年的《情绪波动》（Mood Swings）展示了迪伦的另一种创作媒介——铁艺。2018年，迪伦推出了一个定制威士忌系列——“天堂之门”烈性酒，酒瓶设计以迪伦的雕塑为基础。
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迪伦写道:“长期以来，我一直做着最初的事业，现在。我已经出了几十张唱片，在世界各地开了几千场演唱会。但我所做的一切几乎都以我的歌为中心。在许多不同文化之中，它们似乎都能在人们的生活中找到位置，我对此非常感激。”
《编年史》，鲍勃·迪伦 著，徐振锋、吴宏凯 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鲍勃·迪伦自称“音乐探险者”，他肯定会像他所崇敬的那些老布鲁斯歌手那样，一直演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重新登上巅峰，获得能够想象的一切荣誉之后，耄耋之年的迪伦的旅行还没有结束，人们仍然有理由对他怀有期待，整个世界依然满心敬畏，见证这位年迈的歌手如何与时间作战。
灵感与哲思
毫不夸张地说，迪伦的毕生创作历程，就是对整个美国流行音乐吸收、挪用、提炼、升华的过程。他不仅是各种类型的美国流行歌曲活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使用新鲜、惊人、富于创造性的方式重新组合与运用这些素材，创造出无与伦比、为他独有的内容，正如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对他的评价，“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形式”。而这本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虽然名为《现代歌曲的哲学》，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讲述迪伦毕生浸淫其中，汲取养分的美国歌曲。
据迪伦自己所说，这本书是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陆续写就，收录了66篇关于流行歌曲的短文，其中最早的歌曲是戴夫·梅肯叔叔1924年录制的《让我的锅里总有好油水》，最晚的是阿尔文·杨布拉德·哈特2004年录制的《内莉是位女士》（有趣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19世纪的“美国音乐之父”斯蒂芬·福斯特）。
《我包罗万象》（I Contain Multitudes）封面。
大部分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梦幻般的即兴片段”，使用第二人称视角“你”来指代歌曲中的叙述者，展开对歌曲意境的诗意想象。然而，如果你真正对照原本歌曲的歌词，就会发现，迪伦对一首歌意境的勾勒，可能要比歌词的字面意思，乃至普通人对它们的理解，来得深邃、黑暗得多。
就如第一首歌《底特律城》，歌者满怀思乡之情，“梦见我的妈妈，亲爱的老爸，姐姐和哥哥，我梦见那个等了我很久的女孩。”迪伦却毫不留情指出“那个幻景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母亲，没有亲爱的老爸、没有哥哥姐姐。他们不是死了就是已经离去。梦里那个等了他很久的女孩嫁给一个离婚律师，生了三个孩子。” “谁人”上世纪60年代谱写的青春赞歌《我的世代》到了迪伦笔下，成为业已变老的摇滚婴儿潮一代当今困境的讽刺画面，“在现实中，你是一个80岁的老人，坐在养老院的轮椅上被人推过来又推过去，护士们让你很不满意。你说，你们干嘛不统统消失呢。你不愿意生活在愚人的天堂，你不期待这个，你祈祷自己不要落到那种地步。啊呸呸呸。你宁愿死掉。”忧郁华丽的《面前的酒杯》的主人公似乎是一位战场归来，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迪伦为他安排的恐怖经历足以令人毛骨悚然；至于歌唱暗恋者心声的《你不了解我》，迪伦轻飘飘地说，“一个连环杀手说不定喜欢唱它”；而讲述了一个西部传奇故事的《埃尔帕索》则是“死亡之门，魔法之地，一首关于种族灭绝的歌”。从这些奇诡阴暗，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脑洞之中，或许可以隐约窥见这位歌手毕生都极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又或许只是如同迪伦早年的自白：“我并不悲观，我只是想用最简短、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第二部分则更像是传统的散文，是迪伦在歌曲基础上发散的叙事与哲思。他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歌曲背后的人物与故事，虽然对于新一代读者来说，大多数人与事显得有些久远，然而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只需寥寥数笔，就能让它们重新鲜活生动起来。在他笔下，运命多舛、生不逢时的鲍比·达林，锐意求新却不幸英年早逝的里奇·纳尔逊，充满自毁色彩的传奇汤斯·范·赞特和“旧提琴”约翰尼·派切克……他们的故事令人唏嘘感叹。至于从惨遭剽窃的作曲者摇身变为雪茄大亨的阿诺·乌韦齐恩，为众多歌星设计华丽服装的努迪·科恩，以及维克·达蒙尼、皮耶尔·安杰利和詹姆斯·迪恩的三角恋……这些趣闻轶事让人看到老迪伦颇为八卦的一面，让人忍俊不禁。而当这位耄耋之年的前辈对他同时代的人乃至后辈不吝赞美的时候——“莱·库德……提升了自己参与过的每一张唱片，还有许多他不曾参与过的唱片”“‘唱盘’的托尼·威廉姆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手之一，他把自己的精神与信仰带入了流行乐的世界”——你会觉得对于被称赞的人来说，真正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
《鲍勃·迪伦：三十周年纪念演唱会》剧照。
这位老歌手还会慷慨地同读者分享多年音乐创作的心得。从歌词的“押韵陷阱”到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与创作的关系；从外语歌曲的发音到艺术家从创作中得到的心理疗愈……精彩的观点与金句层出不穷。然而它并不是一份创作指南或是经验总结，并不能帮助你写出一首像鲍勃·迪伦一样好的歌曲，甚至也不能帮助你更加理解书中提到的这些歌曲，或许只能令你会心一笑而已。毕竟，正如迪伦自己所说的“你越是研究音乐，就越不理解音乐。”
虽然距离那个唱着“答案在风中飘荡”的抗议歌手，已经过去了六十年的时间，年迈的迪伦在这本新书中，依然没有忘记输出自己的社会观点。总的来说，对于这个日益割裂，日益碎片化、流媒体化、细分市场化的世界，他颇有微词。在他眼中，当今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似乎日益受到局限；而年长者，特别是婴儿潮一代，失去了人们的尊重，被当做“老了，只会碍手碍脚”。这一切令他忧虑，但他依然保持着礼节和幽默，仿佛试图借助自己超然的身份，让分裂的各方可以得到共识。
然而在涉及一些他更加关切的问题时，他也毫不抑制自己的愤怒——谈到美国原住民面临的不公处境，他说：“所有大谈民权、女权、平权、动物权这些东西的人士，应该多看看美国对那些有史以来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做了什么。”谈到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时，他大胆地指出，选民同样对此负有道义责任：“我们走出投票站时肩负的责任和我们走进去时肩负的责任一样多……想看战犯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要照照镜子就行。”——在这样的时刻，那个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反战歌曲《战争大师》中用力唱出“我希望你死去”的那位横眉怒目的年轻歌手，仿佛又在字里行间浮现。
这一切的苦心孤诣与发聋振聩，未知能够得到多少共鸣。至于他就“以破坏他人家庭为业的离婚律师”所发的牢骚，以及对“多配偶婚”愤世嫉俗的倡导，我们不妨当做他的恶趣味，一笑置之。
正如迪伦在本书中所说，“重要的是，一首歌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感受自己的生活。”
而一本书能做到的，也不外如是。
撰文/董楠
编辑/李永博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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